几乎所有医生被告人在会见时都会说一句话:科室有指标,完不成要扣钱。
这句话是真的。多数医院的绩效考核方案里,确实写着药占比、次均费用、床位使用率、人均产值这些数字。有些医院还把指标分解到人,每月排名,末位约谈。
但这句话在法庭上有用吗?
有用,但用处不在当事人以为的那个地方。
它不能免责,但能改变责任分配;它不能证明无罪,但能证明“这个人不是这件事的发起者”。用对了,是从犯和量刑;用错了,是自认动机不良。
一、指标是双刃剑
先说清楚一件事:绩效考核方案,是客观证据。
它不像口供会翻,不像证言会变。它是一份盖了章的文件,写着这个月要收多少病人、药占比不能超过多少、床位使用率不能低于多少。
这份文件对控方有用:它证明了医院有“多收病人、多做项目”的制度性驱动。
对辩方也有用:它证明了医生是在一个被设定好的结构里工作。
问题在于怎么用。
我见过一些辩护词,把绩效方案大段引用,然后写“由此可见,被告人系受单位指标压力所迫,主观恶性较小”。这种写法效果有限,因为它只落在了“恶性”上,而“恶性”是最主观、最难争的东西。
更有效的用法,是把指标拆开看:
这个指标是谁定的? 院务会、财务科、还是科室自己报的?定指标的人,才是这件事的源头。
指标的形式是什么? 是“多收有奖”,还是“少收要罚”?前者是正向激励,后者是负向惩罚。负向惩罚的压迫性更强,辩护价值更高。
指标和骗保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因果? 提高床位使用率,可以通过加快周转实现,也可以通过虚假住院实现。指标本身不指向虚构,只是提供了动机。
这个医生有没有因为指标而获得额外利益? 如果他的收入和收治量直接挂钩,那“被指标压迫”的说法就弱了——他不是被压迫,他是分利者。
四个问题问完,这份绩效方案才有明确的证明方向。
二、超量开药和虚开药品,是两件事
在“按指标开药”这个场景里,最常出现的指控是“超量开药”和“虚开药品”。
这两个词经常混用,但法律性质差得很远。
超量开药,是医生开的药量超过了常规疗程。比如一个降压药,常规开一个月,医生开了三个月。药是真的,患者真的拿走了,只是量大了。
这在《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里,属于“超量开药”,是违规。
虚开药品,是医生开了根本不存在的药,或者开了药但药没有交付给患者,被医院回收、倒卖、冲抵。
这是虚构,可能构成诈骗。
区分的关键只有一个:药有没有真实交付到患者手里,有没有真实使用。
判断方法很具体:
查药品追溯码。现在医保药品都有追溯码,一扫就知道这盒药从出厂到销售的全过程,最终扫码的是哪家药店、哪个患者。
查发药记录。药房有没有出库记录?有没有患者或家属的领药签字?
查用药与病情的匹配。开的药和诊断对不对得上?一个高血压患者开了三个月的降糖药,这就有问题。
查复诊记录。三个月的药开出去,中间有没有复诊?没有复诊就连续开药,说明医生没有在监测用药安全,这本身就是违规。
我在办案时会要求把这四条做成表,一人一表。做完之后,超量和虚开自然分开。
三、有一类案子,医生确实是被利用的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单独说。
患者主动要求多开药。他说家里老人不方便来,说要去外地,说能不能多开一点。医生出于方便,开了两个月的量。
然后这个患者把药卖给了收药人。
这个医生构成犯罪吗?
关键看他知不知道。如果他只是图方便,不知道患者要转卖,那么他没有骗取基金的目的,也没有虚构事实——他开的是真药,患者拿的也是真药。基金支付的是这个患者本该享受的待遇,只是提前支付了。
这种情况下,最多是违反处方管理规定的行政责任。
但如果这个患者是“老熟人”,每个月都来开大量药品,医生知道他是药贩子,还继续开——那就进入了共犯的范畴。
《指导意见》第六条第(五)项写的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医用耗材等,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这是针对参保人的。
对医生这一侧,如果明知患者要转卖而配合开药,属于为骗保提供帮助,可能构成诈骗共犯。判断“明知”的证据,通常是开药频次、数量、品种的异常性,以及有没有收受好处。
四、期待可能性:一个不能明说但真实存在的标准
中国刑法没有规定“期待可能性”。
但这个理论所处理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无处不在: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境下,能不能期待他做出合法的选择?
一个刚入职两年的住院医师,科室主任在晨会上说,这个月的收治任务还差三十个,大家想想办法。旁边的老医生说,把之前出院的那几个再收进来住几天就行。他照做了。
这个人,和那个在晨会上提出建议的老医生,责任一样吗?
法律上,他们都是“实施”者,都可能构成诈骗共犯。但量刑上,如果完全一样,那法律就没有在看人。
实践中,法院是通过这些路径来实现区分的:
从犯。 起次要、辅助作用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情节轻微不起诉。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明确,对认罪认罚的医务人员,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除处罚。
缓刑。 对初犯、偶犯、参与时间短、获利少的医务人员,大量适用缓刑。
这三条路径,都不需要论证“期待可能性”这个概念,但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辩护时,不必去讲理论,直接讲事实:他入职多久、参与几次、拿了多少钱、有没有提出过异议、有没有拒绝过。这些事实摆出来,法官自然会做那个判断。
五、一个反过来的提醒
写到这里,我要说一句可能让一些当事人不舒服的话。
“按指标开药”这个辩解,有一个天然的风险:它承认了“我知道这些药是不该开的”。
如果一个人说“我知道不该开,但科室有指标,所以我开了”,那他承认了主观明知。剩下的只是动机问题,而动机不影响定罪。
所以这句话什么时候说,对谁说,说到什么程度,要非常小心。
在侦查阶段,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说这句话可以用来争取态度上的从宽。
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要争不起诉,说这句话要配合“我不知道这是犯罪”的论证。
在庭审阶段,如果要做无罪辩护,这句话就绝对不能说。
我一般会建议当事人:先不要主动解释动机,把“做了什么”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留到辩护阶段由律师处理。
因为动机这个东西,说多了会变成自认。
六、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起一个细节。
有一家医院的绩效考核方案,最后一页写着一段话:“本方案旨在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各科室不得以任何方式虚构医疗服务、分解住院、串换药品。”
这段话是医院法务加上去的。它说明,医院自己知道指标会带来什么风险,所以特意写了免责条款。
但这段话在案卷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证明了医院明知风险而放任,也证明了那些“按指标操作”的医生,本应知道边界在哪。
同一份文件,两种读法。
这就是这类案件的常态:所有的证据都是中性的,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
*本文所引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六条第(五)项、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六条。*
*所引案例: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赵德胜诈骗案(2021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六);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陶某云、徐某侠诈骗案(2025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