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案的卷宗里,最厚的一叠是病历。
几万页病历,每一页都有医生的签名。办案机关的思路很直接:谁签的字,谁负责。
这个思路在大多数时候有效,但它建立在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上:签名的人,就是制作病历的人。
在电子病历时代,这个假设经常不成立。
一、一个基本规范,很多人不知道
《医师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病历等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病历等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亲自、及时。
亲自诊查,意味着不能凭别人的描述开医嘱;及时填写,意味着不能事后补记。这两个要求,恰恰是医保骗保案里最常被违反的。
但违反这条规定,产生的是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不直接等于刑事责任。要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还需要证明这个医生知道自己在参与一个骗保行为,并且实施了虚构。
所以对医生来说,真正的辩点不在“我签字了没有”,在“我签字的时候,知道什么,做了什么”。
二、代签的三种形态
第一种,医助代书。
很多医院给资深医生配医助,负责录入病历、整理资料。医生的口头意见,由医助整理成入院记录、病程记录,然后医生签字。
这种模式本身不违法,前提是医生确实诊查过病人,医助只是记录工具。但如果医生根本没看病人,医助按模板生成一份完整病历,医生闭着眼睛签字——这就不是记录,是制作。
判断的关键是:病历里有没有只有亲自诊查才能获得的信息。比如肺部听诊的具体描述、腹部触诊的反跳痛、皮损的形态和分布。这些细节如果写得非常具体,而医生当天根本没进病房,那就是编的。
第二种,护士代签。
莱西那起案子里,稽核发现存在护士代医师签字的情况。这在基层医院不罕见——医生忙,护士帮忙签个名,大家都觉得是小事。
但在刑事案里,这个“小事”会变成认定“医院系统性造假”的证据。因为代签意味着病历的形成过程不受控,而不受控的病历,无法证明治疗真实发生过。
第三种,上级医师补签。
下级医师开的医嘱,需要上级医师审核签名。实际操作中,上级医师往往在几天后批量补签,看都不看。
补签本身是违规的,但如果上级医师确实参与了诊疗、对治疗方案知情,补签只是程序瑕疵。如果上级医师完全不知情,只是被“借”了签名,那就要看这个签名被用来做什么。
三、电子病历:签名与操作的分离
这是最值得深挖的一层。
电子病历系统里,医生的签名有两种形式:一是账号密码登录后点击签名,二是用 CA 数字证书(UKey)签名。法律上,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效力。
问题是,UKey 会借,密码会共享。
我见过的情况包括:科室共用一台电脑,登录着主任的账号,谁都可以用;主任的 UKey 插在电脑上没拔,夜班医生直接用了;系统管理员有超级权限,可以代任何人签名。
在这种情况下,病历上显示“张某某医师签名”,实际操作用户可能是李某某。
这个区别在刑事上极其重要,因为诈骗罪是故意犯罪。签名者如果不知情,不可能有犯罪故意。
那么怎么查?
第一,操作日志。 电子病历系统会记录每一次登录、修改、签名的时间、账号、IP、终端。这些日志是认定“谁在操作”的第一手证据,必须调取。
第二,签名时间与诊疗时间的比对。 一份入院记录,签名时间显示凌晨三点,而这个医生当天在另一家医院值班——这就是硬伤。
第三,修改留痕。 病历修改会保留历史版本。谁改的、改了什么、什么时候改的,都查得到。杜某君案里,法院认定“修改血常规检验报告、DR 检查报告”,靠的就是这些留痕。
第四,CA 证书的使用记录。 认证机构会有每一张证书的调用记录,包括时间戳和设备信息。
这四样东西,办案机关未必主动调,因为工作量太大。但辩护人必须申请调取,因为它们是区分“签名者”和“实施者”的唯一途径。
四、处方权是行政许可,不是内部授权
这一条,很多医生自己都不清楚。
处方权不是医院给的,是卫生行政部门依法授予的。一个没有取得处方权的医学生、见习医师、助理医师,不能独立开具处方。
《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取得处方权的医师,才能开具处方;试用期人员、进修医师,开具的处方需要本医疗机构有处方权的医师审核签名后,方可有效。
这个规定在刑事案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一份医嘱是由无处方权的人开具的,那么法律上,这份医嘱的“作者”不是他,是审核签名的那个医师。
安仁县那起案子,一名见习医师的辩解就是这一点:我没有处方权,只是按指导医师的意见执行。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这个辩解。原因是,他不仅“执行”,还实际实施了开具医嘱、制作病历的行为,这些行为在客观上是虚构的一部分。有没有处方权,只影响这个行为在医疗管理上有效无效,不影响它在刑法上是不是“实施”。
这个处理在法律上是成立的,但它留下了一个问题:一个没有处方权的年轻人,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工作,他有多大的判断空间去质疑“这个病人该不该收”?
这是下一篇要谈的问题。
五、医生的注意义务,边界在哪
我一直觉得,这类案件里最不公平的一种处理,是把整个科室的医生一视同仁。
一个科室十个医生,院领导定了收治指标,医保办说这样操作没问题,科主任在会上布置了任务。十个医生里,有的主动去拉病人,有的按规定收治,有的心里不认同但不敢说。
如果全按同一个数额、同一个罪名处理,那法律就没有区分人的能力了。
我认为应该看三层:
第一层,他有没有独立的诊疗判断。 一个副主任医师,看一个病人,能判断该不该住院。他说“这个病人不需要住院但收了”,这是他的判断被经济利益污染了。一个刚毕业的住院医师,上级说收他就收,他没有独立的判断空间。
第二层,他有没有拒绝的可能。 这和第 7 篇讲的“能否拒绝”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医生的拒绝成本更高——拒收病人可能被投诉,可能影响绩效,可能被主任批评。
第三层,他有没有从中获得与骗保直接挂钩的利益。 按收治人数提成,和固定工资,性质完全不同。
三层走完,能不能出罪是一回事,至少量刑上应该有区别。
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辩点:信赖原则
刑法理论里有个“信赖原则”,原本用在交通肇事领域:行为人可以信赖其他人会遵守规则,除非有特别情况。
这个原则在医疗领域同样适用。下级医师执行上级医师的医嘱,是正常的医疗分工。不能要求每一个住院医师,去审查主任的每一项决定是否合规。
当然,信赖原则有界限:如果异常明显到任何一个专业人员都能看出来,就不能再主张信赖。
什么叫“异常明显”?比如,一个病人住院三十天,每天只有一组输液,没有任何检查、没有任何会诊、没有任何病情变化记录。这种情况,任何一个医生看第一眼就知道不对。
但如果是一个病情复杂、治疗方案本身就有争议的病人,收治决定的合理性见仁见智,那就属于专业判断的范畴,不能事后用刑事标准去衡量。
这条界限在哪里,没有标准答案。但辩护时要提出来,因为它是医生这个职业的安全底线。
七、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受欢迎的话。
在这类案件里,医生是最容易被定罪、也最容易被同情的一群人。
容易被定罪,因为签名是他们签的,医嘱是他们开的,病历是他们写的——所有的客观行为都指向他们。
容易被同情,因为方案不是他们定的,指标不是他们下的,钱也没进他们口袋。
这两种感受同时存在,恰恰说明这类案件的复杂性。法律不能因为同情就放人,也不能因为签名就定罪。
它要回答的还是一个老问题:这个人,在当时那个位置上,做了什么,知道什么,能不能不这么做。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他是被告,还是证人。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处方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五条、第十二条。*
*所引案例: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24)鲁028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法院(2023)湘1028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杜某君诈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