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
这是医保骗保案件责任分配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很多当事人想不通的地方:明明钱进了医院账户,明明股东会决定了这件事,为什么最后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个自然人,而且是特定的那几个自然人?
因为法律把责任落在了一个特定范围里。
一、那条解释只有一句话,决定了所有人的命运
2014 年 4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句话,三个动作:组织、策划、实施。
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所以医院骗保,追究的是这三个动作的自然人。这就是《指导意见》第五条那句“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的出处。
请注意这条解释的用词,非常克制。它没有说“对单位负责人”追究,没有说“对法定代表人”追究,没有说“对知情的人”追究。它说的是组织、策划、实施。
这四个字之外的人,不在追责范围内。
实务中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办案机关常常用“职务”替代“行为”。你是院长,所以你组织了;你是法定代表人,所以你策划了;你是股东,所以你知情并同意。
这条替代关系不成立,但它需要辩护人用证据去打断。
二、艾某忠案里的责任梯度
山西大同那起案子,是理解这套逻辑的最好样本。
2016 年 9 月,艾某忠为主出资成立医院并任法定代表人。2018 年初成为医保定点医院。2018 年 12 月,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艾某宇,但实际控制人仍是艾某忠。
法院查明的事实是:艾某忠多次召集艾某宇、张某才、李某、牛某鹏、张某国、赵某等人商议骗取国家医保基金。手段是虚增药品进价、药品重复入库、虚增临床用药和检查费用、虚报床位、空挂床,内科和骨科两大科室主要负责,其他科室辅助配合。
判决结果:
- 艾某忠,十三年六个月,罚金五十万
- 艾某宇,十一年,罚金二十万
- 张某才,十年六个月,罚金十五万
- 李某、张某国、牛某鹏,各十年,罚金各十万
- 赵某,四年,罚金三万
七个人,跨度九年半。
赵某为什么是四年?法院写得很清楚:起次要作用、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减轻处罚。
艾某宇为什么比艾某忠轻两年半?他是法定代表人,是名字挂在执照上的人,但“召集商议”的是艾某忠。他参与决策,不是发起决策。
这个梯度告诉我们:在同一个骗保结构里,责任不是按职位高低排的,是按“对这件事的发起和控制程度”排的。
三、四种常见身份,四种辩护路径
(一)挂名法定代表人
这是民营医院里最常见的安排。真实出资人因为各种原因不便出面,找一个亲戚、老员工、甚至雇人来当法定代表人。这个人不参与经营、不签批财务、不分红,每月领固定工资,出事之后第一个被抓。
这类案件的辩护,核心是推翻工商登记的推定力。
工商登记只是公示效力,不是刑事责任认定依据。要推翻它,靠的是四组证据:
印章和 U 盾在谁手里。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银行 U 盾,这四样东西的保管人是谁,直接决定谁在控制这家医院。
审批流在谁手里。 OA 系统、HIS 系统的权限配置,财务支出的审批链条,谁有最终审批权,谁只是节点上的签字人。
人事权在谁手里。 招谁、开谁、提拔谁,是谁定的。
分配权在谁手里。 利润怎么分,有没有分红记录,工资结构是固定薪酬还是与经营挂钩。
这四样东西指向谁,谁就是实际控制人。挂名法人如果四项全无,出罪或者认定为从犯,是有空间的。
但要说一句实话:这条辩护线很容易被滥用。有些人明明是参与者,却想以“我只是挂名”脱身,一旦被查出有签字、有分红、有决策记录,不仅这个辩点崩塌,还会连带影响其他辩点的可信度。所以接案时就要诚实评估,不能顺着当事人的说法走。
(二)股东与经营者分离
出资不等于经营,有限责任不等于刑事责任。
一个小股东,投了钱,每年看报表,从没进过医院的门,对具体收治方案一无所知——他不应该为骗保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常识。
但要小心一个陷阱:如果股东会、董事会曾经讨论过、表决过这套方案,那么“策划”的动作就成立了。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签字页,这些东西一旦出现,股东身份就从“投资人”变成了“决策人”。
所以这类案件的阅卷重点,是找会议记录。有,还是无;讨论的是经营方针,还是具体的骗保手段。这两者的区别很大。
(三)名义职务与实际职权
副院长、医务科长、医保办主任、财务总监——这些职位听起来都在管理层,实际权限可能天差地别。
有的医务科长只管病历质量,不碰结算;有的医保办主任实际掌握了整个申报流程的审核权,是骗保链条上的关键节点。
判断标准只有一个:他在这个具体行为上,有没有决定权。
不是“他是不是领导”,而是“这件事他说了算不算”。
我在办案时会做一张表,把骗保流程拆成若干环节:制定方案、招募病人、开单、检查、记费、审核、申报、平账、应付检查。每个环节标出决策人、执行人、知情人。这张表做出来,谁在这件事里是什么位置,一目了然。法官看这张表,比看十页辩护词快。
(四)家族企业的特殊结构
民营医院里,夫妻、父子、兄弟共同经营的比例很高。一旦案发,往往全家入罪,连刚毕业在医院做行政的孩子都被列为被告。
这类案件要区分三组概念:
知情与参与。 知道家里开的医院在做什么,和实际参与了某个环节,是两件事。知情不报不构成共犯,除非有阻止义务。
在场与决策。 开会时在场,不等于参与决策。会议纪要上有没有发言、有没有反对、有没有表决,才是关键。
受益与分赃。 作为家庭成员享受了家庭收入,不等于分赃。除非能证明其个人账户收到了与骗保直接挂钩的款项。
四、有一类人,最容易被误伤
我想单独说说医保办和财务。
这两个岗位的人,往往是整个链条上知道最多、权力最小的人。
医保办负责对接经办机构、审核申报材料、应对检查。骗保方案定下来,他们是最先知道“这不合规”的人,也是最没有能力阻止的人。财务负责做账、平账、应付审计,同样处在“知道但不能拒绝”的位置。
在责任分配上,这两个岗位经常被当作“核心成员”处理,因为他们的行为最像“实施”——审核、申报、平账,每个动作都能对应到《指导意见》第五条的某一项。
但他们的主观状态与决策层完全不同。他们不是在追求骗保结果,他们是在完成岗位职责,同时承受着“不干就滚”的压力。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给了出口:
对涉案不深的初犯、偶犯从轻处罚,对认罪认罚的医务人员、患者可以从宽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段话用的是“医务人员”,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立法意图很清楚:对执行层要留出宽宥的空间。
河北张家口那起案子,药剂科主任杨某没有参与制定政策,也没有为任何患者串换过药品,只按领导安排做平账,法院认定从犯,判一年。这个处理是恰当的——她做的每一笔账都是错的,但她不是这件事的发起者,也不是受益者。
五、最后:责任要落回行为,不能落在职务上
写这一篇,不是要帮谁开脱。虚增近千万、空挂几百张床的案子,主犯判十三年半,一点不冤。
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在一个几十人、上百人被卷入的案子里,如果责任分配完全按照组织架构图来做——院长最重、副院长次之、科主任再次、医生护士最轻——那就不是刑事审判,是人事考评。
刑法看的是每个人做了什么,不是每个人坐在哪个位子上。
一个从来没签过字、没分过红、没参加过一次会议的挂名法人,和一个每天审核几百份虚假病历的医保办主任,谁的责任更重?
按职务看,前者重。按行为看,后者重。
我认为答案应该按行为。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二百六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五条、第十二条。*
*所引案例: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艾某忠等诈骗案(2025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