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那起一个多亿的案子,判决书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这类案件中最需要被讨论的:
招募大量医护、工作人员、宣传人员实施犯罪,持续时间久、范围广、数额大、人员多,已形成犯罪集团。
“犯罪集团”这四个字,比一个亿的数额更致命。
因为一旦认定犯罪集团,三个发起人就成了首要分子,要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负责——不是他们亲手做的那部分,是全部。
而在这条链条的末端,那些收卡的、开车的、拿自己卡去刷的人,很多连“犯罪集团”是什么都不知道。
一、一条敛卡链的五层结构
刘某甲案的链条,画出来是这样的:
第一层,发起层。 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丙,医院的投资人、实际经营者、利益所得者。三人分工明确:刘某甲管人事任免、虚假用药、病人筛选、财务审批、应付医保检查;刘某乙管药品采购、财务审批、虚假病历材料、应付检查;刘某丙管虚假宣传。
第二层,执行层。 医院员工陈某、魏某容、李某全等人,负责具体落实。
第三层,联络层。 上述人员发展的辛某莲等人,作为联络员。
第四层,敛卡层。 联络员又发展的张某文、王某森等人,身份是“村级敛卡人”或者司机。
第五层,持卡层。 天津滨海新区、静海区等地的城乡参保人。医院的话术是:持医保卡来看病可以免费治病、免费接送、免费吃饭、免费住院,出院还送药品或者现金。
五层人,一个多亿,判了三个:无期、十五年、十三年。其余的人另案处理。
这个结构,在几乎所有大规模的医保骗保案里都能看到,只是层数多少不同。
二、“犯罪集团”这个认定,值得单独争
《刑法》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请注意第三款和第四款的差别:首要分子按全部罪行处罚,其他主犯按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差别在哪?举例说明。
一个亿的案子,某个人只参与了其中三百万。如果他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他对一个亿负责;如果他只是普通主犯,他对三百万负责。量刑可能是无期和五年的差别。
所以,这类案件的辩护,第一个要争的不是数额,是“是不是犯罪集团”。
犯罪集团的成立,需要三个条件: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
第三个条件是关键:“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
一家医院,是依法设立的医疗机构,有正常的诊疗业务,有几百名员工。它成立的目的不是骗保,是看病。后来部分管理人员开始骗保,这是“单位内部形成的共同犯罪”,还是“犯罪集团”?
我认为,除非能证明这家机构从设立之初就是以骗保为唯一或主要目的,否则不应认定为犯罪集团。
刘某甲案的认定理由是:“招募大量医护、工作人员、宣传人员实施犯罪……并招募大量人员虚假宣传及敛取医保卡进行空刷,组成了成员固定的犯罪组织。”
这个论证的重心落在“敛卡组织”上——法院认为,医院在正常业务之外,另外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敛卡的团伙,这个团伙符合犯罪集团的特征。
这个论证在它的事实基础上是成立的。但它不能被泛化。不能因为一家医院有骗保行为,就认定它整体是犯罪集团。
这个辩点,在具体案件里怎么用?
要看三个事实:这家机构的正常业务占比多少?骗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参与骗保的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例是多少?
如果一家医院 90% 的收入来自正常诊疗,只有 10% 是虚假申报;如果骗保是从某一年才开始,之前经营正常;如果涉案人员只有管理层和个别科室——那么“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这个要件就不成立。
三、每一层人的知情范围
说完了结构,说人。
这条链条上,每一层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而且差距极大。
发起层知道全貌。他们设计模式、分配利益、应对检查。这一层没什么可辩的。
执行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未必知道全貌。一个负责做假病历的医生,知道自己在伪造病历,但可能不知道医院整体骗了多少钱、钱去了哪里。
联络层知道自己在拉人,但未必知道拉来的人会被怎么处理。
敛卡层知道自己在收卡、送人,但可能以为医院是在“冲业绩”或者“套取补贴”,不知道具体手段。
持卡层大多只知道“免费看病还能拿钱”,不知道自己的卡被用来做了什么。
这个认知梯度,决定了每个人的主观故意内容。而共同犯罪要求“共同故意”,故意内容不同的人,不能一概按同一个罪名、同一个数额处理。
实务中常见的错误是:把整条链条上的人都按诈骗罪共犯处理,数额按全案总额认定。
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一个村级敛卡人,他参与的只是他收来的那几十张卡对应的金额,不可能对全院一个亿负责。
四、获利方式:理解作用力的钥匙
判断一个人在这条链上的位置,最直观的指标是他怎么拿钱。
按比例分成。 这是核心成员的标志。刘某甲案里,诈骗所得由参与各方按比例分成。能参与分成的,是合伙人,不是打工的。
固定报酬或者计件提成。 联络员、敛卡人、司机,通常按拉来的人头或者卡数拿钱。他们拿的是劳务费,不是利润。
人情往来。 有些人帮忙收卡,不收钱,只是碍于面子、亲戚关系。这类人的主观恶性和作用力都最低。
被利用。 持卡人拿到的“好处”,是免费吃住、赠药、少量现金。他们不是分利者,是被收买的对象。
四种获利方式,对应四种责任层次。
我在办案时会做一件事:把每个人的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拉出来,看他的收入结构。如果一个人每月固定拿五千块工资,案发期间没有任何额外进账,那他在这个案子里就是打工的,不是合伙人。
这个证据很硬,比任何辩解都有用。
五、可替代性:一个被低估的标准
第 7 篇里我提过一个观点:不可替代性,比行为外观更能说明作用大小。
在这条链条上,这个标准同样适用。
发起层不可替代。 没有他们,这件事不会发生。
执行层的核心岗位不可替代。 掌握 HIS 系统权限的人、能修改检验报告的人、能做平账的人,这些位置换个人就干不了。
联络层部分可替代。 换一个联络员,还能拉到人,只是效率不同。
敛卡层高度可替代。 收卡的老人,换谁都能收。
持卡层完全可替代。 任何一个有医保卡的人都可以被替代。
可替代性越低,作用越大,责任越重。
这个标准的好处是,它不依赖口供,也不依赖法官的主观判断,而是基于客观的岗位结构。
六、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说一件让我一直不太舒服的事。
这类案件的被告人名单,通常是这样分布的:最上面三个判十年以上,中间十几个判三到十年,最下面几十个判缓刑或者不起诉。
看起来很有层次,很符合罪责刑相适应。
但如果你去看那些判缓刑的人,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后面常常写着“另案处理”。他们是最先被抓的,也是最先认罪的,他们的供述构成了指控上面那些人的主要证据。
这个结构在刑事诉讼里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没有底层人员的配合,很难查清全案。
但我想提醒的是:另案处理,不等于责任更轻。
有些案件里,底层人员因为先认罪、退赔、配合,获得了缓刑;而中层人员因为不认罪,被判了实刑。这不一定是错判,但它会让当事人产生一种感觉:坦白不如扛着。
这种感觉如果扩散开,对整个制度是有损害的。
所以我常跟当事人说一句话:认罪认罚是策略,不是投机。你要认的,是你确实做过的事;你要争的,是你不该承担的那部分。
这两件事不矛盾。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十条、第十二条。*
*所引案例: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丙诈骗案(2024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曾望清诈骗案(2021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