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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诊疗规范打掉过度医疗

作者:丁金波 | 发布日期:2026-11-02

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份起诉材料,是这样一个结构:

审计报告第 17 页认定:“该院对 213 例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实施了胸部 CT 检查,属于过度检查,涉及金额 8.7 万元。”

然后起诉书直接引用,计入诈骗数额。

整份材料里,没有一个医生说过这 213 例 CT 该不该做。做这个判断的,是会计师事务所。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一、审计师凭什么判断“该不该做 CT”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是财务审计。它的专业能力在于查账、核对、计算,不在于判断一个咳嗽病人要不要拍 CT。

那审计报告里的“过度检查”结论是怎么来的?

通常是两个来源:一是医保部门的智能审核规则,比如“急性支气管炎不得同时收取胸部 CT 费用”;二是飞行检查时医保审核人员的判断。

这两个来源,性质都不是医学标准。

智能审核规则是支付规则,它的目的是控制费用,不是判断医疗必要性。一条规则说“这个病不能做 CT”,可能是因为大数据显示这类检查的阳性率低、性价比不高,而不是因为医学上绝对不该做。

医保审核人员的判断,是行政判断,它依据的是政策文件和经验,也不是严格的临床标准。

所以审计报告里的“过度”两个字,证明的是“违反了支付规则”,不是“违反了诊疗规范”。

这两者的区别,在刑事案里是致命的。因为诈骗罪要求虚构事实,而“做了一个医学上有争议、但规则上不允许的检查”,不是虚构——检查真的做了,报告真的出了,图像真的存在。

二、医学判断的权力,属于谁

这个问题在法理上很清楚:医学判断属于医学共同体,不属于行政机关,也不属于法院。

《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的表述是“违反诊疗规范”。诊疗规范是什么?是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临床路径、中华医学会各分会发布的诊疗指南、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范围。这些是医学共同体形成的技术标准。

判断一次检查是否过度,标准应该是:按这个病人的具体病情,按照当时的诊疗规范,这个检查有没有医学上的必要性。

这个判断,只有同专业的临床医生能做出。

所以辩护的第一步,是把这个问题从“财务问题”还原成“医学问题”。

具体做法是:对每一类被指“过度”的项目,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指控依据的是哪一条诊疗规范?如果办案机关说不出具体条文,只是笼统说“没有必要”,那这个指控就没有规范基础。

第二,这个规范是不是绝对标准?临床路径给的是“推荐流程”,不是“强制流程”。病人有并发症、有基础病、有特殊需求,都可以偏离路径。偏离路径需要说明理由,但不等于违规。

第三,有没有个体化的事由?年龄、合并症、既往史、药物过敏史、患者拒绝、基层设备条件——这些都是可以支持“多做一项检查”的正当理由。

三个问题问完,很多“过度”就站不住了。

三、专家辅助人:怎么请,怎么用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

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这就是专家辅助人制度。

它的适用范围比字面看起来宽——虽然条文说的是“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但实践中,对于案件中的专业问题,都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说明。

请谁?三个条件:

同专业。 指控的是呼吸内科的过度检查,就请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不要请全科或者管理岗的。

同层级或更高。 涉案医院是二级医院,请三级医院的专家;涉案是三级医院,请同级别或教学医院的专家。

无利害关系。 不要请本地同一系统的、和涉案医院有业务往来的、和被指控医生有师承关系的。异地、跨省更稳妥。

怎么用?要提前准备一份“问题清单”,把需要专家回答的技术问题写成具体的问题,不要写成开放式的“您认为是否过度”。

比如不要问:“这些 CT 检查是否属于过度检查?”

要问:“对于一名 78 岁、有 20 年吸烟史、本次以急性支气管炎就诊、听诊有局限性哮鸣音的患者,按照 2023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社区获得性肺炎诊疗指南,胸部 CT 是否属于常规推荐检查?”

问题越具体,回答越有用。开放式的问题,专家只能说“要看具体情况”,等于没说。

现实提醒:法院准许专家辅助人出庭的比例不高。多数情况下,法院会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不批准申请。

但申请本身有意义。它向法庭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个案子里存在真正的医学争议,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这个信号会影响法官对审计报告的信任度。

即使不出庭,也可以让专家出具一份书面意见,作为辩护意见的附件提交。书面意见的证明力弱于出庭,但比辩护人自己说“这个检查有必要”强得多。

四、病历实质审查:五个比对

专家辅助人是外部力量。辩护人自己能做的,是病历的实质审查。

这项工作很枯燥,但它是所有医学辩点的基础。我一般做五个比对:

比对一:医嘱与执行记录。

开了医嘱,有没有执行?执行单上有没有签字?执行时间和医嘱时间对不对得上?

如果医嘱开了、执行单空着,说明这项服务没有发生,那它就不是“过度”,是“虚构”。这个区别对辩方不利,但必须查清楚——因为如果连执行都没有,硬辩“有必要”就是自伤。

比对二:医嘱与病程记录。

病程记录里有没有提到这项检查?检查结果有没有被讨论?有没有根据结果调整治疗方案?

如果一项 CT 做了,病程记录里一个字没提,医生也没看结果,那这项检查的医学意义确实可疑。

比对三:检查结果与诊断。

检查发现和出院诊断对不对得上?如果 CT 显示大片实变,诊断却写“急性支气管炎”,那说明诊断书写有问题;如果 CT 完全正常,诊断却是重症肺炎,那说明检查的必要性和诊断的真实性都要打问号。

比对四:用药与诊断。

用的药是不是对应这个诊断?剂量、疗程是不是符合规范?有没有用贵重药但诊断很轻的情况?

比对五:收费明细与医嘱。

收了费的项目,医嘱里有没有?医嘱里有,收费里有没有遗漏?两边的数量对不对得上?

五个比对做完,每一个被指控的项目都能归类:真实且必要、真实但不必要、虚构、记录瑕疵。

只有第三类才是诈骗。第二类是违规。第四类什么都不是。

五、DRG/DIP 时代的新争议

按病种付费推开之后,“过度医疗”的指控少了一些,因为医院做得多也不多拿钱。但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高套编码。

DRG 的支付逻辑是:病人分到哪个病组,就按那个组的标准付钱。重症组付得多。于是有的医院在病案首页上做文章,把轻症编成重症。

这类案件的辩护,和传统的过度医疗完全不同,因为争的不是“该不该做”,是“这个病人属于哪一组”。

有三层要分清:

第一层,编码规则的理解分歧。 DRG 分组涉及主要诊断选择、并发症合并症判定、手术操作编码,规则极其复杂,不同编码员经常有不同理解。这种分歧可以通过申诉、复议解决,不属于刑事问题。

第二层,病案首页填写质量。 主要诊断选错、次要诊断漏填、操作编码不规范。这些是质量问题,通常按违规处理。

第三层,系统性高套。 有组织地培训“怎么编能多拿钱”,建立内部编码优化规则,按高套金额给编码员提成。这就进入了虚构。

区分的证据是什么?病案首页的修改日志、编码培训的课件、内部通知、绩效方案里有没有“编码质量奖”。

如果一家医院的绩效方案里写着“编码入组准确率纳入考核,高套发现的扣款”,那说明它在管理上是有约束的;如果写着“病组权重提升奖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六、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医疗行为有一个特点:它是不确定的。

同样的病,十个医生可能有三种治疗方案,都符合规范。同样的检查,做与不做,可能都有道理。医学不是数学,它没有唯一解。

刑法处理这类问题时,必须给这种不确定性留出空间。

如果一个医生因为多做了一项“指南推荐但并不强制”的检查,就被认定为诈骗;如果一个医院因为收治了一个“入院指征处于边界”的病人,就被认定为虚构——那么医疗行为就没有安全边界了。

医生会开始防御性医疗:该做的检查不做,因为怕被说过度;该收的病人不收,因为怕被说低标入院。最后受损的是病人。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事。

所以“过度医疗”的刑事认定,必须守住一条线:只有当医疗行为在任何一种合理的医学解释下都无法成立时,才能认定为虚构。

只要还存在一种合理的临床解释,就不能用刑法去否定它。

这条线,是医学的专业尊严,也是刑法的谦抑本性。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五条第(5)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所引案例: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杜某君诈骗案(2025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二);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