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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金销售的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

作者:丁金波 | 发布日期:2026-11-02

药械企业的刑事风险,和医院不一样。

医院的风险在“骗”——虚构服务,把基金的钱套出来。

药企的风险在“推”——用不正当的手段,让自己的药被更多地使用、更好地报销。

后者的核心罪名不是诈骗,是行贿。

但行贿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规则:一套针对个人,一套针对单位。选错一套,量刑差出好几年。

一、一盒药的旅程

先把链条说清楚。

一盒药从出厂到病人手里,中间要过这几道:生产企业 → 经销商(可能有两票、三票)→ 医院药房 → 医生开处方 → 患者使用 → 医保结算。

每一道都有成本,也都有“打点”的空间。

生产企业的销售费用,通常占出厂价的百分之四五十,有的更高。这笔钱花在哪?学术推广、市场准入、渠道维护、客户关系。

“客户关系”这个词很含糊。它可能指真正的学术交流,也可能指给医生的回扣、给科室的赞助、给招标环节的好处费。

法律要判断的,就是这笔钱的实际用途。

二、393条最后一款,是分水岭

《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是单位行贿罪:

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注意最后一款:

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一款很关键。它的意思是:如果行贿带来的好处归了个人,那就不是单位行贿,是按个人行贿处理。

个人行贿(第三百八十九条)的量刑,比单位行贿重得多:一般情形五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的十年以上或者无期。

也就是说,同一个行为,认定为“单位行贿”,直接责任人员最多三年(情节特别严重才三到十年);认定为“个人行贿”,起步就可能五年以上。

这个差异,是这类案件辩护的第一战场。

三、三个要件,决定是单位还是个人

怎么判断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三个要件。

要件一:单位意志

行贿的决定,是不是单位作出的?

判断材料很具体:董事会决议、总经理办公会纪要、销售政策文件、年度预算里的“市场费用”科目、区域经理的审批邮件。

如果公司有一套完整的“销售费用报销流程”,明确允许业务员以“学术推广费”名义支取现金用于客户维护,那么这套流程本身就是单位意志的体现。

反过来,如果一个医药代表自己掏钱给医生送红包,公司完全不知情,事后也没有报销,那就是个人行为。

实践中常见的灰色地带是:公司不明说,但默许;费用通过虚假发票报销,公司财务知道但不管。这种情况,通常认定为单位意志——因为公司建立了这套机制,并且从中受益。

要件二:违法所得归属

这是393条最后一款直接规定的。

行贿带来的好处——药品销量增加、进入医院采购目录、中标——转化成利润之后,进了谁的口袋?

进公司账户,按公司章程分配,是单位所得。

进了业务员个人腰包(比如私下截留货款、虚报费用套现据为己有),是个人所得。

这一条在实务中的价值被低估了。很多案件里,业务员以“打点关系”的名义从公司领了钱,实际只花了一部分,剩下的自己留着。这部分钱对应的行为,就应当按个人行贿处理——不是因为行为性质变了,是因为违法所得归属变了。

辩护时要做的,是把公司支出的金额和个人实际用于行贿的金额分开,把个人截留的部分单独评价。这个减法做出来,数额可能差很多。

要件三:以单位名义

这一条相对形式化,但仍有意义。

行贿时用的是公司的钱、公司的名义、公司的业务关系,还是个人的人情往来?

如果业务员是用自己的钱,靠私人关系办事,那更接近个人行贿。

四、比行贿更麻烦的:虚开发票

行贿的钱从公司账上出来,需要一个合法的名目。最常见的手段是虚开发票。

典型的模式是这样:药企与某咨询服务公司(CSO,合同销售组织)签订“市场推广服务协议”,CSO开具“推广服务费”发票,药企付款。CSO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把剩余现金交给药企的业务员,业务员再用于客户维护。

这个链条上,如果CSO没有提供真实服务,就构成虚开。

涉及的罪名有两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二百零五条),用于抵扣税款的,量刑很重,最高可判无期。

虚开发票罪(第二百零五条之一),普通发票,最高七年。

很多企业以为自己的风险是行贿,其实最大的风险在这里。因为行贿的取证难度大(要证明钱给了谁、为什么给),而虚开的取证相对容易(合同、发票、资金流、服务成果,四流合一就能查)。

辩护的核心,是服务是否真实。

真实的推广服务包括:组织学术会议、做产品培训、开展市场调研、拜访医院收集反馈、协助临床试验。这些活动有没有真实发生?

证据是:会议通知、签到表、会议照片、讲课PPT、调研报告、拜访记录、差旅票据。

如果这些都有,即使服务的效果难以量化,也不能认定为虚开——服务质量有争议,不等于服务不存在。

如果这些都没有,只有合同和发票,那就是典型的“三流不一致”,很难辩。

五、合规整改:一条现实的路

2020 年以来,检察机关推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对符合条件的涉企犯罪案件,责令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整改合格后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提出从宽量刑建议。

医药行业是合规整改的重点领域之一,因为它的商业模式本身容易滋生商业贿赂。

要走这条路,需要几个条件:

第一,犯罪事实清楚,企业认罪认罚。 合规整改的前提是承认问题,不是无罪辩护。这一点要提前和当事人讲清楚:选了合规,就不能再打无罪。

第二,企业有挽救价值。 经营状况、纳税、就业人数、有没有核心技术,都是考量因素。

第三,有可行的整改方案。 不是写一份承诺书,是要建立一套制度:销售费用管理制度、学术推广活动审批流程、第三方服务商准入与审计机制、举报与内部调查机制、合规培训与考核。

第四,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 由第三方机制管委会选任的专家组,对整改情况进行评估,出具报告。

这套程序走下来,通常要几个月到一年。但对于一家有几百员工的企业,这个代价值得。

需要注意的是:合规整改主要适用于企业本身,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理,仍然要看具体情节。有的案件里,企业不起诉,个人仍然被起诉。

六、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说一个行业性的观察。

带金销售这个问题,喊了二十年的“整治”,一直没有根治。原因不复杂:它是这个行业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药品的定价机制、医院的补偿机制、医生的薪酬机制,这三件事没理顺,单纯靠刑事打击,只能打掉一批人,改变不了结构。

我见过一些企业,被查之后确实改了:销售费用砍掉一半,学术推广全部走公账,第三方服务商每年审计。改完之后,销量掉了很多,但活下来了。

也见过一些企业,被查之后换个马甲继续做:CSO注销了再注册一家,发票不敢虚开了,改成“咨询费”“调研费”,钱还是那么走。

后一种,早晚还会进来。

刑法能做的,是把红线画清楚:什么钱可以花,什么钱不能花;花了之后,责任落在谁头上。

画清楚之后,剩下的就是企业的选择。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三百九十三条(2023年修正);《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

*说明:本类案件公开裁判文书较少,本文以规范分析与实务观察为主,不引用具体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