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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骗保案件的六个辩护着力点

作者:丁金波 | 发布日期:2026-11-02

本文为刑事辩护实务交流内容,由 AI 辅助整理,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不能替代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本文不对任何案件结果作出预测或承诺,个案辩护方案须结合全案证据由承办律师判断。


写多了"骗保要判多少年"的普法,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只要数据对上了,案子就没得谈。

实际上不是。医保骗保案件的法律适用虽然因为法发〔2024〕6 号《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而趋于统一,但这 26 条恰恰也把边界、例外、裁量空间写在了明面上。这些地方,就是辩护的着力点。

下面六个方向,按实务中实际起作用的概率排序。

一、定性之辩:先问"这是不是犯罪"

这是第一道关口,也是最容易被跳过的一道。

1. 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

《指导意见》第五条对定点医药机构的表述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第六条对自然人的表述同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这四个字,是行政违规与刑事诈骗的分水岭。

同样是收费异常,因政策理解偏差导致编码错误、因系统故障导致重复上传、因管理疏漏导致单据不实,与系统性虚构诊疗项目套取基金,在社会危害性上完全不同。前者是《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上的违规使用基金,后者才是诈骗。

一个可供参照的细节:《指导意见》起草过程中,曾有意见建议将"过度诊疗"纳入第五条列举的犯罪手段,但起草机关认为"如何认定过度诊疗缺乏客观标准,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未作规定,实践中要根据构成要件结合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稳妥认定。

"稳妥认定"四个字,本身就是辩方可以据理力争的空间。

2. 此罪与彼罪的边界

争议点辩护可用的规则
诈骗罪 vs 合同诈骗罪明确定性为诈骗罪。医保定点服务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服务目标订立的协议,不是平等市场主体间的市场经济交易合同,故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若被指控合同诈骗,这是确定性抗辩点
诈骗罪 vs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指导意见》第九条:指使、教唆、授意他人骗保购药后收购销售的定诈骗罪;仅明知是骗保药品而收购销售的定掩隐罪。后者的法定刑显著低于前者,是常见且有效的降格辩护
诈骗罪 vs 贪污罪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主体身份认定错误会直接导致罪名与刑档变化
诈骗罪 vs 盗窃罪盗窃他人医保凭证并盗刷个人账户资金的定盗窃罪(《指导意见》第八条第二款)。若涉案金额主要来自个人账户而非统筹基金,定性可能不同
单位犯罪问题定点医药机构(单位)不构成诈骗罪主体。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只追究组织、策划、实施人员。这为普通员工、被动执行者的出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最后这一条尤其值得注意。一个医疗机构涉案,不等于全院人人有责。追诉范围应当严格限定在"组织、策划、实施"三个词之内。

3. 罪与非罪的出罪通道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第二款给了明确的出口:对涉案不深的初犯、偶犯从轻处罚,对认罪认罚的医务人员、患者可以从宽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陈某连案的落地情况可以参考:检察机关对犯罪数额不大、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退赃退赔的 3 名涉案人员,经听证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落实行刑衔接由医保部门行政处罚。

二、数额之辩:金额直接决定刑档

诈骗罪三档刑期完全由数额驱动。五十万元是"十年以上"的门槛,三万元是"三年以上"的门槛。数额争下来一档,刑期差别是数年级的。

1. 数额标准要看属地

法释〔2011〕7 号规定的是幅度: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院与省级检察院在此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标准。

【待核验】办案时必须调取案件所在地两院联合公布的本地区执行标准,不能直接套用幅度上限或下限。

2. 犯罪数额的综合认定规则,是质证重点

《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规定:确因证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证人证言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证人证言,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凭证、账户交易记录、审计报告、医保信息系统数据、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诈骗数额等犯罪事实。

这条为了解决取证难而设,但它同时意味着:数额在很多案件里是"算"出来的,不是逐笔查实的。既然是算出来的,口径就是可以争的。

质证可切入的角度:

张某庆案中,国家医保局移交 1000 余条疑似线索,检察机关通过智能化比对分析获取 3000 余条虚假住院病人信息,最终查实诈骗金额为 619.79 万元。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从"疑似线索"到"查实金额"之间存在大量筛选与核实工作,每一环都应当经得起质证。

3. "损失数额"与"骗取数额"不是一回事

指控时常用的两个口径需要区分:行为人实际取得的基金金额,与医保基金实际遭受的损失。两者在存在真实诊疗对价、部分退赔、医保经办已通过其他途径挽回等情形下会不一致。以哪一个作为定罪量刑依据,值得主张清楚。

三、证据之辩:数据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医保骗保案件高度依赖电子数据和行政调查材料,这恰恰是证据辩护的主战场。

1. 行政证据的准入条件

《指导意见》第十八条: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监督检查和调查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两个并列条件,缺一不可。收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是具体的、可审查的,不是默认成立的。

2. 电子数据的鉴真

医保结算数据、电子病历、处方数据、药品追溯信息、第三方支付记录,都属于电子数据范畴。审查要点包括:

3. "综合认定"的适用前提

第十九条的适用前提是"确因证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证人证言"。这是一个限定条件,不是任意后门。如果案件实际具备逐一取证条件而未取证,直接以综合认定方式确定数额,可以主张其程序不当。

4. 主观明知的推定与反证

《指导意见》第九条第三款列举了六种可以认定"主观明知"的情形,但都附了一个但书:行为人能够说明药品合法来源或作出合理解释的除外。

这是掩隐罪辩护中最实用的一条。价格差异的原因、收购渠道的正当性、偶发交易与"以此为业"的区别,都可以作为反证的切入点。

5. 鉴定意见、专家论证、侦查实验的审查

弋某斌案中,办案机关综合运用了被告人供述、专家论证、侦查实验、鉴定意见、客观数据来锁定伪造的电休克治疗报告单。这类证据在专科医疗案件中常见,其检材来源、论证方法、实验条件都应当逐一审查。

四、地位作用之辩:共同犯罪中的分层

医保骗保案件往往涉案人数众多,分层处理是《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的方向。

第十二条:对涉案人员众多的,要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体实施的行为区别对待、区别处理。

弋某斌案确立了主从犯区分的四项考察要素,可以反向用于辩护论证:

1. 犯意发起——谁提出的

2. 资源控制——谁掌握场地、资质、资金渠道

3. 资金支配——谁决定分赃与支出

4. 关键行为——谁实施了核心的伪造、虚开行为

据此,受雇执行、领取固定工资、未参与分赃、未参与决策的人员,其地位作用应当被准确界定为次要、辅助。

陈某连案的判决区间是十三年六个月至八个月,跨度极大——同一案件内部的分层,幅度可以超出很多人预期。这正说明地位作用之辩的实际价值。

五、量刑情节之辩:读懂宽严的两端

《指导意见》把从严和从宽都写得很具体,辩护的任务是把当事人放进正确的那一端。

从严的一端(要避免落入)

第十条列举可以从重处罚的四类情形,并明确重点打击幕后组织者、职业骗保人,对其中具有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的也要从严把握从宽幅度。

第十三条列举一般不适用缓刑的五类对象:

1.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2. 职业骗保人

3. 曾因医保骗保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4. 毁灭、伪造、隐藏证据的

5. 拒不退赃退赔或者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的

这五项是封闭列举。反向理解:不落入这五项的,缓刑并非没有空间。

从宽的一端(要主动争取)

财产刑

第十四条要求依法用足罚金、没收财产,但同时明确要综合考虑犯罪数额、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罚金并非只与数额挂钩,退赃与认罪认罚同样是法定考量因素。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附加后果

第十三条第二款: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同时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医疗保障基金有关的特定活动。这实际上是一道行业禁入。争取缓刑时,需要同时考虑这项禁止令对当事人职业生涯的实际影响,并在辩护意见中一并主张。

六、涉案财物之辩:追缴的边界

《指导意见》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等值财产追缴规则,但这一条本身就是有边界的,需要逐字抠:

确有证据证明存在依法应当追缴的财产,但无法查明去向,或者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等值财产或者混合财产中的等值部分。等值财产的追缴数额限于依法查明应当追缴违法所得数额,对已经追缴或者退赔的部分应予扣除。

辩护要点:

1. "确有证据证明"是前提。不能因为推定有违法所得就启动等值追缴

2. "无法查明去向"需要证明。侦查机关是否已穷尽调查手段,是等值追缴成立的事实基础

3. "混合且不可分割"需要审查。财产是否真的混合、是否真的不可分割,是具体事实问题,不能概括认定

4. 上限受限。追缴数额限于依法查明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数额,不能超过

5. 已追缴、已退赔部分必须扣除,不能重复计算

6. 案外人财产保护:第二十条明确,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应予返还。家属合法财产、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财产应当甄别

李某霆案中,检察机关发现一处价值 1000 余万元的自建楼项目系使用涉案资金建设,督促公安机关查封,确保优先用于退还医保基金。这类"赃款转化物"的追缴,在法律上有其成立条件,也必须遵守第二十一条的上限与扣除规则。

附:程序与执业风险的几个提醒

关于程序:线索移送环节的合规性、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诉的衔接(避免同一行为被重复评价)、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审查,都属于常规但不容省略的程序辩护内容。张某庆案中线索来自国家飞检移送 1000 余条,最终查实 619.79 万元——线索数量与查实金额之间的落差,本身说明移送线索需要逐一核实。

关于执业风险:

关于认识分歧:医保骗保案件中,行政认定意见往往对定性影响很大。存在分歧时,应当在意见中明确标注分歧点与依据,而不是以行政认定替代司法判断。


一句话总结

医保骗保案件的辩护,核心不在否认监管的严厉,而在把每一个具体的人放进准确的位置:他是不是组织者,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数据证据是否经得起审查,退赃和认罪的态度是否已被充分评价。

《指导意见》既是追诉依据,也写满了边界与出口。读透它,比喊口号有用得多。


*本文为刑事辩护实务交流内容,由 AI 辅助整理,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不能替代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文中对法条的引用以官方发布文本为准,标注【待核验】的项目须在办案前通过官方渠道二次确认。*

核心结论

医保骗保案件的核心不在否认监管的严厉,而在把每一个具体的人放进准确的位置:是不是组织者、数额怎么算出来的、数据证据是否经得起审查、退赃与认罪态度是否被充分评价。《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既是追诉依据,也写满了边界与出口。

常见问题

医保骗保案件里,普通医生、护士会不会构成诈骗罪?
关键看是否“明知”且“故意”参与骗保。若只是执行上级安排、未从中获利、对违规性质不知情,通常不宜认定为共犯;普通医护人员应收集自身不知情、未参与分赃的证据,争取界定为次要或免责。
医保骗保的“数额”是怎么认定的?
大量案件依据《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结合审计报告、医保系统数据、银行流水等“综合认定”而非逐笔查实。辩护可切入基础数据完整性、去重逻辑、虚开与实开是否区分、已退赔部分是否扣除等口径。
主动退赃退赔对量刑有多大用?
这是最现实、最有效的从宽变量。“拒不退赃退赔”是从重情形,反向即主动、尽早、足额退赃是从宽依据;陈某连案中3名涉案人员即因主动退赃退赔获不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