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法释〔2024〕9 号确立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要件
本文系「职业打假辩护实务」系列第一编第一讲。本文从"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这一基础问题切入,梳理二十余年来裁判规则的演进,最终落点于辩护与代理实务中如何运用现行规则。
引言:一个"身份"问题,为何争论了二十多年
在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每一个案件中,几乎都会先遇到同一个前置问题:这个人,算不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
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请求权基础能否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退一赔三",以及《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退一赔十",其请求权主体均为"消费者"。如果打假者被认定不属于"消费者",则其惩罚性赔偿主张将丧失规范依据;反之,则可能获得三倍乃至十倍的赔偿。
然而,恰恰是这个看似基础的概念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尖锐分歧。有媒体曾梳理 100 份各地法院针对职业打假人的判决,其中支持其赔偿请求的 32 份,驳回诉讼请求的 66 份,另有 2 份涉案人员因敲诈勒索被判刑;甚至出现一审驳回、二审支持惩罚性赔偿的"反转"案例。裁判尺度的不统一,折射出的正是"消费者"概念本身在规范上的张力。
本文试图厘清三件事:其一,"消费者"概念的规范内涵与司法分歧何在;其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确立的裁判规则经历了怎样的流变;其三,法释〔2024〕9 号确立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要件,如何成为当下裁判与辩护的核心抓手。
一、"消费者"的规范内涵与两种认定路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对"消费者"作出了概括性界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一规定内含两个要素:一是主体要素(自然人),二是目的要素(为生活消费需要)。
司法实践中的分歧,集中在对"目的要素"的判断上,并由此形成两条路径:
其一,主观动机标准(传统路径)。 该路径着眼于购买者内心的真实目的——若购买者明知商品存在瑕疵仍购买,其目的即非"生活消费",而是"借此索赔获利",故不属于消费者。这一路径在逻辑上较为直观,但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购买者的主观动机极难查证,且以主观动机区分消费者,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
其二,客观行为标准(流变方向)。 该路径不纠缠购买者内心,而着眼于购买行为的客观表征——购买数量、频次是否符合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消费习惯。最高人民法院在入库参考案例"张某诉上海某生鲜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明确指出:完全否定"知假买假"者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不利于实现打击、遏制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行为的立法目的;而"知假买假"者的主观动机又不易判定,故应以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作为判断"消费"要件是否满足的客观依据。
这一从"主观动机"到"客观需要"的转向,是整个裁判规则流变的逻辑主线。
二、裁判规则的流变:四个关键节点
(一)2013 年《食品药品司法解释》:对"知假买假"抗辩的否定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核心立场是: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在食品药品这一特殊领域,"知假买假"并不能当然排除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其法理基础在于——食品药品安全关涉公众健康,"造假""售假"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若一味否定"知假买假"者的请求权,无异于纵容违法生产经营。
(二)2014 年最高法第 23 号指导性案例:确立"知假买假仍受保护"
最高法第 23 号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明确:"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
这一规则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意味着:知假买假本身并不当然阻却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标准,不影响其作为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的权利。该指导性案例同时提示,职业打假人"客观上代表了消费者维权,有利于净化市场",但"职业打假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有组织、职业化活动,可能扰乱市场秩序,则另当别论。
(三)2023 年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生活消费需要"的引入
2023 年 11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在延续保护食品安全价值取向的同时,首次鲜明地以"生活消费需要"范围来限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购买者仅对所购食品未超出个人和家庭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部分,有权主张价款十倍惩罚性赔偿金;对购买后追加购买部分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这一"量上划线"的思路,为后续司法解释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四)2024 年法释〔2024〕9 号:"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要件的体系化确立
2024 年 8 月 22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9 号,共 19 条),是当前规制"知假买假""职业打假"最直接、最权威的规范文件。其核心贡献在于:
- 统一了"消费"要件的判断标准:以"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作为认定惩罚性赔偿请求能否成立及范围的客观标准。
- 区分了不同情形的处理规则:
- 第十二条:对"知假买假"者恶意高额索赔,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请求;
- 第十三条:对连续购买后索赔,按多次购买相同食品的总数,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
- 第十四条:对连续购买并反复索赔,综合考虑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购买频次等因素,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
- 衔接了民事责任与刑事追责: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规定,恶意制造违法生产经营假象勒索赔偿金、或依据恶意制造的假象起诉请求赔偿的,构成虚假诉讼的予以罚款、拘留;涉嫌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三、法释〔2024〕9 号确立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要件
这一要件是法释〔2024〕9 号的核心规范创造,也是职业打假案件中攻防的焦点。其内涵可从三个层面把握:
第一,它是对"消费者"概念的功能性限定。 司法解释并未抽象地回答"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而是将这一身份问题转化为一个可操作的客观标准——购买行为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未超出的部分,打假者仍享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超出的部分,则因不满足"消费"要件而不予支持。这是一种"既保护、又限制"的功能主义立场。
第二,它是赔偿范围的计算基准。 对于连续购买、反复索赔的情形,司法解释明确以"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为上限,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从而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防止权利滥用之间划定边界。
第三,它是"恶意索赔"入罪的规范接口。 当打假行为滑向"恶意制造违法假象+勒索赔偿"时,司法解释明确其不再属于民事维权范畴,而进入行政乃至刑事追责轨道,为民刑衔接提供了规范依据。
四、对辩护与代理实务的启示
对于执业律师而言,上述规则的流变至少带来四个可操作的方向:
其一,定性之辩:争取"消费者"身份或至少"部分支持"。 在民事案件中代理职业打假人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应重点举证购买行为符合普通消费者生活消费习惯(数量合理、频次正常、用于家庭消费),以争取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获得支持;代理经营者抗辩时,则相反,应举证购买行为的异常性(大量、高频、拆分购买、以索赔为业)。
其二,范围之辩:以"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为限缩赔偿的抓手。 无论站在哪一方,都应围绕购买数量、频次、保质期、消费习惯等因素组织证据,将争议焦点导向赔偿范围的计算,而非空泛的身份之争。
其三,民刑之辨:在"正当维权"与"违法索赔"之间划界。 律师需敏锐识别案件是否滑向"恶意制造假象+勒索"的红线。一旦存在投放异物、篡改标签、虚构事实等行为,案件性质可能由民事纠纷转为刑事追责,辩护策略必须相应调整。
其四,规范援引之辨:准确适用现行有效规范。 需特别注意的是,法释〔2024〕9 号施行后,涉及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的裁判应优先适用该解释;对于普通商品领域的"退一赔三",仍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欺诈"要件为基准,二者构成要件并不相同,不可混用。
结语
"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之争,本质上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保护消费者"与"防止权利滥用"之间的价值权衡。二十余年来,司法态度从"一刀切否定"走向"既保护又限制",最终以"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这一客观标准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
对于辩护与代理而言,规则越是精细化,可操作的辩点就越多。准确把握这一流变,才能在每一个具体的职业打假案件中,找到最有利的立足点。
免责声明:本文仅供法律研究与交流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或案件结果承诺。个案处理请结合具体案情并咨询执业律师。
主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 条、第 5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9 号)第 12—14 条、第 15—17 条;最高人民法院第 23 号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张某诉上海某生鲜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